“疫区”日记终篇:武汉不需要我的和解,只是我不再恨它


2020年3月27日,一个戴著口罩的人在武汉街头上行走。
摄: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手机上,健康码变绿。如果我是返工一员,便可迈入街道,乘公汽地铁,重温整座城市。没有复工证明,两个月的封锁,也会在“最残忍的季节”结束。此时此刻,作为系列日记的尾篇,有必要坦诚地揭露过去二个月间隐瞒的身份,自己不过是塑料武汉人的事实。本地人早已看出来端倪,我没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汉话的表达。

至今,我不会讲武汉话。我从不说自己是武汉人,只说“武汉来的”,“住在武汉”,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话——“武汉是我的户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时间即将超过武汉的成长岁月。我一直否认和弱化这座城市的影响。旁人看来,这真是忘恩负义和数典忘祖,对生你养你的水土没有依恋。

而我并不出生于武汉。我的家人也没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国家一声号召,母亲一家从北方迁往南边的深山,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货真价实的湖北人,可是,毕业后加入集体,我见他的方言也退化殆尽。我们生活在围起来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体育场,露天电影,称外面的人“老乡”或“当地人”。当初,即便离社会主义尚远,但已然实现困扰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全国各地的人,在与世隔绝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后,当我在英国说起深山的身世,听众以为这是一桩励志故事的开始。

我总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和茫茫人群里发现同类。我们没有方言,没有地方身份,在什么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家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概念,不是可回去感叹桑海苍田的地方。它完全消失了,没有空间上的延续,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时间。家人离开他们二三十年前来到的地方时,正如他们当初抵达时一样。如今,大家坐在一起怀念过去,也只是认为那是不可回去的广受贫苦困扰的美好。

2020年3月30日,武汉的部份商场重开,服饰店员工在复工前拍照留念。
摄:Getty Images

刚到武汉,我无法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操普通话买菜遭遇不同的价格,坑蒙拐骗和小偷小摸时有发生,被武汉话骂得无法还嘴,更不用说当地伢的恶作剧。我们在这里学会了猜疑、堤防、脏话和愤怒。武汉多年评选文明城市未果,让我对这个官方奖项的公正保持了长期的敬意。的确,我们中很多人迅速适应,学会方言,打成一片,事到如今,和本地人毫无差别。

我执拗地拒绝改变,尤其是拒绝改变口音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我宁愿以普通话争吵。入学时一位老师说,大家冒得问题我就讲武汉话。班上只有我举起手说,听不懂!请讲普通话。(那位老师性情温和,讲课负责,我至今记得举手后他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这样的态度,没少和当地团伙干仗。我由此拒绝加入任何一个集体,圈子,团伙,对那些以集体主义之名的胁迫更是深恶痛绝。对于我来说,只存在和只有一个集体,但它和当地认同没有关系。

小学期末,班主任说你们不听话,我明年起不教你们了。平日很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她说完,班上有同学哭起来,然后,整个班跟着哭,包括那位插班的美国华侨。我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眼泪。班长指着我说,你怎么这样。那时候,我换了三所学校,习惯了老师一年一换,不觉这样的流动有何不妥。指责的人越多,我越是硬着头皮,伤心的表情也不给。后来到了国外,异国他乡没那么新奇。那种陌生,隔阂,语言的生疏,社会化的压力,已不是头一回。每年回到武汉,去的还是学生时期的那几个地方,生活半径之内。外地的朋友来武汉,我也不知道该带他们去哪,和游客一样,看地图找餐馆。

从封城起,武汉朋友恢复了联系。即便这些联系很可能不会持续到疫情后。我和初中同学回想十三年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隔离的第三周,一家人费力地想要买到热干面,在此之前我从未把它当作是美食(因为更倾向豆皮)。每天望着灯火通明的楼房,一起困惑,烦躁,希望,热泪,愤怒,精疲力竭。我第一次和武汉的情绪在同样的频率,开始怀念近乎武汉的一切。我意识到长久以来的转变,饮食离不开辣椒,对性格泼辣的人情有独钟。开花,二十度的气温,没有蚊子。十年了,我没在这个时节经历武汉,和印象中的极端凶戾相反。暴雨来时,尤为亲切。四五月份开始,六七月梅雨,八月台风,终会有几场酣畅漓漓的大雨。暴雨前鼓劲的闷热,空气里的火药味。蜻蜓低飞,人摇蒲扇,汗水夹在骨头和皮肤之间。远处乌云压过来,空中划过鸟叫,瞬刻安静,箭在弦上满弓,狮子出笼的一秒。雨后水雾笼罩下的长江,两岸江滩,夜晚,雾气散去,大桥下跳舞的中老年人,桥上火车呼啸而过,灯光照亮水泥阶梯,抗洪纪念碑。

2020年3月20日,武汉抗洪纪念碑亮着灯。
摄: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我想起和武汉人在异国他乡的相遇,他们听到我不会讲武汉话时的错愕。研究的缘故,我采访社会活动分子,总是不成比例地遇到武汉人和湖北人。同事说,你们武汉人有反骨。这时候,我心里有了虚荣,像是占了光。楚虽三户,辛亥革命,柒贰零。每次,见武汉街头标语,都感觉要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风暴,先是“敢为人先”,后来是“武汉,每天都不一样”。渐渐,在国外,有人问我哪来的。我说,中国中部。再问下去,一座叫武汉的城市。再问武汉是哪,我便说,革命开始的地方。如今,我们在为42开头的身份争取公平,我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靠近这座城。反抗的原因,和初到武汉时一样,反抗改变身份才能得到的平等认同。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我和困扰十多年的身份,做了和解。只是,这样和解的代价太大了。我情愿,它以其它方式,在更远的将来。贯穿这场疫情,最使我动容的,是武汉人千方百计的回家之旅。封城一开始,我们便听到这样的故事,外地周转回汉,买上经武汉的火车票,劝服乘务员,“理应不停”的站台,两三分钟时间,大家拎着箱子,提早排在门口,车停,鱼贯而出,穿过寂静的火车站,拖着行李,步行回家。这与灾难中出逃的景象截然相反。大家不顾一切,想要回到“震中”。回家,违背禁令,不被人知,可它从头到尾都是强烈的存在,持续至今。

我一直以为,给下一代的礼物,是他们不用再做地域的身份选择,苦恼“来自哪里”的追问。到现在,我也没改变这个想法。危机里,如果我们得到的是回到排他的地方和国家的必要,那么,这场危机摧毁的不止于命。危机给我们出逃之外的问题和决断:我们要“回到哪里”。生存不是问题的时候,来自哪里是急迫的;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回到哪里才变得紧要。如果我们回答时的一丝温存,保留到后危机的时代,那便是足够的起点。

地上已出现第一滴水斑,树叶也发生声响。暴雨要来了。我仰起身,欣赏窗外发生的一切。此时,武汉的所有,都无比的新鲜,无比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