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日记: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


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
2020年2月13日,武汉一名路人在空荡荡的商店街上行走。摄:Stringer/Getty Images

要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封城二十天后,大家还没有失去幽默感。印象里,幽默应该第一批在疫区消失的情绪。愤怒和绝望的风暴后,幽默顽强地翻过身,重新站在平起平坐的地位。闷在家中催生的段子,塑料袋和水瓶拼凑的出行防护,地方上蛮横直接的标语,和疫情新闻一样地广泛流传。

没有病人的家里,时不时传来笑声。笑声比往常的大,笑点因为这场病毒降低。社区阻挡人出门时的方言,便能把人逗乐。大家也没有为了开心,特意去找喜剧或娱乐节目,那样的观赏仍然不合时宜。幽默一定要围绕这场疫情本身。这给了它不同寻常的含义。幽默不作一时的逃避,而是另一种提醒危机的语言。

姥姥在这场疫情中学会用智能手机。她之前对此的抗拒被每日与孙辈对话的需要打败。她花在短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与过去七十多年笃信不疑的官方媒体落了芥蒂。她知道了“辟谣”二字,把pi念做bi。电视新闻播报时,她走过来说,还在辟谣吗,我看要辟谣到什么时候。我被这句话逗乐,说,姥姥,你快成我们家的愤青了。

她是我们家中行动半径最大的一位,清楚知道清晨垃圾车来小区的时间,掐准时候出去透气,关门前返回。二月十一日后,她决定不再冒险。武汉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有无确诊疑似都一样。我们吃惊该指令下达之迟。全国其它省份已有实践,唯独疫情中心的武汉,现在才开始推行。其实进了二月,小区保安就不断拿此开玩笑。

往年冬天,他们披军大衣,今年例外,裹着厚毛衣和袄子,外面罩上保安制服,把衣服撑得鼓起来,脸上还是那么干瘪,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们不能扎堆和群聚,每人分配到不同出口,在那里各守小屋。不再有居民来闲聊,保安以吓唬路人为乐,说,小区明天就封了,路就不走了了。居民听后奔走相告,到了第二天,大门敞开依旧。如此来回几次。

2020年2月15日,武汉一名司机在大雪中骑著电单车。摄:Stringer/Getty Images

等到小区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说笑,低着头,仿佛指令是被他们不幸言中的。取而代之,网格员站在门口,戴红袖箍,中年,一男一女。男的不好说话,阴着脸,认定凡是申请出门的人都是没事找事。在此之前,我们未见过什么网格员,社区电话打不通,物业电话我打去,对方调低了电视的音量,问说,么事。我说,小区里有没有确诊的,消杀有安排吗。对方回答,不晓得,挂了电话。同日,武汉市委书记在电视上宣布,户数排查率98.6%。我说,那我们是1.4%。他接着说,人数排查率99%。我说,那我们是1%。

我们每三天派一人买菜,把宝贵的名额留给最需要锻炼的人。催生的斤两成了这场瘟疫中最可靠的事实。我们的体重达到历史的高点。除了姥姥外,没人坚持一日两次的锻炼。我在洗脸时发觉隔离对身体的改造。两手过了颚骨,往下,没有斜着抵达下巴,而是遇上圆弧的曲线,改变了路线。我的手又回去,感受从未有过的丰腴的脸颊。我又在下腹,屁股,大腿,甚至手指,发现滋生的身体。

这和肆无忌惮的喝酒有关。封城的十天后,我们挥霍无度地把二十年以来的库存拿出来,一件件消耗。父亲说,快喝,说不定明天就要被抓进去。他说“抓”,好像莫名的怪力把人掠走。指甲和头发野草般,发疯地长。父亲头发到了十年里的最长,说,晚上的时候,听见头发簇簇地往上冒。我也是头一回见他穿睡衣。我们家的男性都抵制睡衣,女性都契而不舍地想要改变这一点。

事到如今,城市还拥有日常的秩序。水电,网络,垃圾回收,街道清理,从过年开始连轴转,至今没有受影响的迹象。我恢复线上的工作,整理论文的脚注,向规律和秩序靠拢。李医生死后,我两天没法回到工作。加入的志愿者群仍不息地工作。大家谨言慎行,传递生命的通道,不能承受删查的风险。开始时他们协调物资,后来帮感染患者联系收治,收治进行的差不多了,转做非肺炎患者的就医和取药,安排无家可归的外地护工和建筑工人。大大小小,一切可能的协助。

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先一阵脑子发麻,等适应了,还有打电话验证患者信息的忐忑和焦灼。我把号码输进手机,过了一遍要说的话,全身紧张地拨过去。我怕听到匆忙、期待和绝望的语气。担心落空别人的希望,不是确信能帮到的话尽量不联系。落到志愿者手上,多是正常途径解决不了。碰到关机,要么是人没了,要么是找到了出路。

我接到身边人的求助,接连两次以失败告终。一次,一家人全部感染,剩下八岁的孩子,父亲是军人,驻地不能回。军队说可以接收孩子,但不能来接人。我们联系到武汉市。对方说,现在把任何武汉人带出武汉都是违法。我们说,要不然把孩子接到家里住。孩子母亲不同意,怕孩子携带病毒。第二次,朋友九十多岁的爹爹,不是冠状肺炎,急诊需要手术,小区封闭后无法出门,120打通了,等车半日,又推给社区。我最后收到信息,居委会没车。我们不敢再打电话追问有没有解决。

加入志愿队,开始是为了寻找行动的可能,打发时间。即便在现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小区封闭后,志愿者出不了门。志愿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自己的无力。它与每天的失败作斗争。我们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场危机的过去。它也被称作是现代战役,不许全民皆兵,不许普通人牺牲和充当烈士。它把处于战争中心的绝大部分人变成旁观者。

最后的现场,来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监理的发小。他报名去了火神山,然后医院改造,然后方舱。漫长的夜班里,他给我发照片,讲糟心事。他说,事故一出来,什么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问他,他也不多说,只说,等到见面说。我说,见面,那要到什么时候。他发了一张热干面照片。晨光里,铺了牛肉,酸豆角,萝卜丁,辣椒,葱花,香菜。那是他下班时的惊喜。

他结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离。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后还去找外卖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坏人么。生命突然成了选择题。这意味着运气,奢望,挣扎。没有做选择前,我们无法真实地认识自己。选择的出口处,就是责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对所有人负责。责任是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意味着时刻的欺骗,牺牲,放弃。选择无关个人的价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谬生存前选择他人,选择我们到底对谁负责。

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宗教无法解释苦难的必要,道德无法应对行动的乏力,传统无法表述现代的不公。没什么替代信仰,在这时候站出来说,我来。人们意识到长久以来依赖的信仰,只能够解释平稳不惊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没再冒出头来。有东西在注视着么,那怎么能无动于衷。有什么帷幕可以扯下来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上去,撕开,看看后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处事不惊的空气里,连挠痕都没留下。没有可供憎恨和原谅的对象。他们已经事先原谅了自己。

母亲问我,为什么上帝没有来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说,没有看到水花。不,她说,因为人已经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计时。病床前在倒计时,开门商店在倒计时,路上的卡车和天上的飞机在倒计时,安静的城市和未知的隔离在倒计时。自由和生命一个倒计时,孤独和死亡一个倒计时。我们的赤身要被倒挂在哪个钟上。秒针移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靠近耳边。震耳欲聋。

2020年2月1日,武汉一名速递员在外工作时戴著口罩。摄:Stringer/Getty Images

梦境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梦境开始延续现实,现实逐步入侵梦境。梦里也出现了口罩,消毒水,数字,空荡的城市。母亲在两年前执意换上隔离光源的窗帘。我在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处于绝对黑暗的空间。开灯,拉开帘子,关灯,真正的夜也没有这么黑。它泛着暗白色的光。白日是荒唐和苍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视着你。夜一旦离开,我就自然地醒来。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亲推开门,说,大事不好了,你还在睡觉。我说,怎么了。她说,今天增加了一万多人病例。

我认识到,除了吃饭睡觉,我还需要出汗。它能让我吃得好,控制发胖,睡的好,生活循环里重要的一节。抵抗隔离带来的身体改造,是最后能够实施的反抗。身体即政治。我跟着跳操,加大运动的强度,喘气,踩得地板咚咚响,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摊在地板,上气不接下气,转过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气,眩晕,头上的灯光打转。

“Four,”
身体也跟着转了起来。

“Three,”
心脏蹦蹦地跳,一时间只有这声音。

“Two,”
黑色的东西从眼前晃过。我闭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们走来。

文中提及外卖小哥“被骗”的新闻,这里引用 楚天都市报 微信文章 mp.weixin.qq.com/s/gW4no8-45Jdho8N7VYvm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