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无处可逃时,我们无法再逃离这个时代


2020年2月1日,一名快递员在武汉市一条街道上骑著自行车运送包裹。
摄:Stringer/Getty Images

另一件令我颇感意外的事情是,最早爆出这则新闻的竟是“巫山童养媳事件”的当事人马泮艳。2001年,巫山县年仅13岁的马氏被以童养媳的方式“嫁”给了比她大17岁的陈某,遭强奸后生下一女,后来两人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又生下一子。此事2016年经媒体报道后,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很难想象这种带有万恶旧社会气息的事件居然堂而皇之地发生在“新时代”的中国,当时看完这则新闻之后,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便以她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没想到,当事人看到这篇小说后在微博上找到我,希求我为她写一本传记,她大概以为我是著名作家,其实我出的书根本就卖不动。给她写传记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就算真的写出来,大概也不会有哪家出版社敢冒险出版,向她表示歉意之后,我把这篇小说挣来的一千块稿费转给了她,以求心安……看到马泮艳转发“脑瘫儿之死”的新闻后,我便想在微信上问问她具体情况,她怎么会认识那位被隔离的家长?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早在两年前我就删掉了她的微信。

事情要回到2017年的冬天,一场火灾过后,北京发生了“清理低端人口”运动。由于专业记者的“缺席”,网络上传出各种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我当时在北京做编辑,就想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住处不远的一个流动人口聚集地看看,网上有消息说那边的乡政府贴出告示,要求外来人口三日内搬离村子。

进村之后,我还没走几步路,就被村里联防队的人给盯上了,一个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要求我删掉我刚随手拍下的几张照片,我不肯删,她便打电话叫来四个大汉。他们走过来后一齐掏出手机朝我拍照,大声询问我是什么人,命令我删掉照片。后来中年女子打电话报警,警车过来把我们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民警倒是很和气,一直在和我拉家常,不过他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跑去皮村,在打电话向我当时工作的公司确认了我的职业之后,他仍然忍不住问我,“既然你不是记者,那这件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情急之下,我只好说了实话:“因为我有社会责任感,我想关心一下这个社会,不可以吗?”此话一出,整个派出所的人都笑了。

他们笑了,我却想哭。处理结果是在经过一番批评教育之后,我删掉在皮村拍摄的照片,中年女人也要删掉他们拍下我的照片。走出派出所,我沮丧到了极点,感觉自己很没用,整个过程中我都很害怕,尽管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没错。我意识到我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懦弱。

2020年1月25日,武汉市警方封锁了其中一条道路,以限制人们离开。
摄: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马泮艳的微信就是在我的这种颓败心情中删掉的,我不忍心看她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些“惨状”:媒体报道之后,她的境况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

这件事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我决定离开居住了近十年的北京。2018年年底,我终于辞掉工作,回到我的老家红安县,打算靠写作和翻译勉力维生。这个决定里有点“避世”的意思,我不想再活在风暴的中心,却又无法冲风暴呐喊,不想再看到悲剧在我眼前一次次地重演。我想起来,马泮艳的微信就是在我的这种颓败心情中删掉的,我不忍心看她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些“惨状”:媒体报道之后,她的境况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仍是一个人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挣扎求生。我真的没法像大家那样数年如一日地追逐新闻热点,在越来越严格的审核制度下,我们在网上说过的话分明就像水上写字,一边写一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到家乡之后,有两三个记者采访了我,大概因为我的经历比较符合“逃离北上广”这一流行的叙事,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时,我都会向他们提及清理低端人口事件。但我说得再多,他们的采访稿里也不会提及,因为“低端人口”这四个字仍然是高度敏感词,在所有的出版物和网络上都不允许出现,尽管这个词曾多次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文件上。

晚上,母亲来我房间聊天,我趁机放了十几个疫情的视频给她看。她认真地看完,感慨道:“有多严重了哎!”我说:“当然啊。你们在乡下看不到这些消息,外面都非常紧张了。”又说到了拜年的事情。现在头疼的是大年初一到初三的拜年。我跟母亲说:“真希望那些亲戚们不要来拜年了。很多人都说了电话拜年就好了。”母亲说:“那你也没办法说啊,很多亲戚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也就过年来一次。”我又说:“那你要戴口罩。”母亲说:“戴口罩接待客人多不礼貌。”我急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母亲说:“你不拜年,阻止不了别人拜年。这个挡都挡不住的。”

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媒体多聚焦于武汉,但湖北广大农村什么情况尚一无所知。现在的情况是:大量从武汉返回的务工人员;县级和村级医院条件太差,有无能力处理都是问题;农村少有口罩可买,让长辈戴口罩也难,且拜年人员流动性强。而对我个人来说,无论如何都要跟家里人说清楚拜年带来的危害。

敏感词已经多到根本无法正常交流了,网友们不断发明新的谐音和指代,有时几天不上网就看不到大家在说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连“自由”、“民主”、“政府”、“国家”、“民族”这些最基础的词汇都要审核的网络,还能形成什么样的有效讨论?2019年这一年,我很少看新闻,花了不少精力译完了乔治·斯坦纳的一本学术随笔,却未想到,交稿之后便遇上了中美贸易战升级。所有美国作家的书都拿不到书号,无法在国内出版。被誉为文学批评大师的乔治·斯坦纳虽然精通德语、法语等多门语言,可惜到底是个美国人,于是这书的出版遥遥无期,我也拿不到原本就很微薄的稿费……我不由得问自己,一个人真的有可能逃离他的时代吗?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2020年2月3日,湖北省武汉一家旅馆,一位穿著保护衣的员工负责接待。
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我渐渐意识到同代人的堕落和老一辈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京的十年,也是我对同龄人逐渐丧失信心乃至彻底死心的十年。

我的避世,不单因为阴霾满天,更因为看不到光究竟会从哪个方向照进来。以前我对同龄人抱有很高期望,我并不担心上一代的腐朽,因为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然而,我渐渐意识到同代人的堕落和老一辈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京的十年,也是我对同龄人逐渐丧失信心乃至彻底死心的十年。

他们当然也会在一般意义上批评政府,可一旦落在具体的人、事上,态度就变得暧昧,毕竟“大家都不容易”,这种看法太过普遍以致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彻底的妥协。譬如,我批评网络审查员,认为稍有良心的青年都不应该从事这样的“鹰犬”类工作,就有不少朋友说我太苛刻,这不过是一份工作,而且工资低,工时长,总之“也挺不容易的”。我终于意识到活在这些人中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他们用富有人情味的笑脸消解你所有的质问,并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你同化,到头来,你反而成了那个不近人情、不知人间疾苦的人。在我最抑郁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唯一正当的批评就是自杀。

当然,线上和线下也有不少表扬我的声音,他们认为我很有勇气,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很认同我在网上发表的观点,但他们不敢转发——这真叫我哭笑不得,我能发出来的话本就经过机器和人工的双重审核,里面还能有什么“反动”言论呢?何况,我自认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有许多话我不敢明说,尤其现在不时发生各种令人心寒的举报事件,学生举报老师,同行之间互相举报,或者单纯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就要举报你。

有一回我在网上发表了令爱国人士反感的言论,便有人在网上人肉出了我的所有信息,并声称他已经给国安局打过举报电话。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打了这个电话,当然我估计就算他真的举报了我,国安局也不会找我:现在那么多“间谍”,应该顾不上我这样的良民,如果我都要被请去喝茶,那真不知他们要准备多少吨茶叶。话虽如此,我还是感到害怕,我担心我真的会被看不见的眼睛盯上,便吓得几天都不敢上网。所以,如果连我这样的人也要被誉为“勇士”,那是不是说明大家都已经懦弱到了极点?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青年已经未老先衰。一面喊着“人间不值得”,一面又拼命地在人间捞钱捞权。他们保守、软弱、唯唯诺诺,总是惦记着已经到手的那点甜食。年轻人终于彻底退出了广场,在广场上跳舞的是那些身体硬朗的老年人。我想很多人,尤其是文艺青年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从小接受的那套教育比我们想象中的威力要大得多,不是读几十本世界名著,看几百部外国电影就能化解的。在理解同时代的新闻事件时,很多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国家主义的立场上。

比如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我的很多朋友一上来就摆出“外国势力操控”、“西方间谍蛊惑”这类冷战时期的话术。因为我们从未行使过游行的权利,从未听说过“公民不服从”原则,甚至连最基本的纳税人意识都没有。我读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因为不满老师的言论私底下向我抱怨“国家花钱养着他,他却天天在课堂上抨击国家”,听得我瞠目结舌。这类观点我后来遇过太多次以致于完全提不起反驳的兴趣。在他们看来,我们能够丰衣足食,全靠国家恩赐,只有国家长治久安了,才能有个人的幸福。

2020年2月3日,湖北武汉的鸟瞰图。
图:Getty Images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嘲笑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真的不比你的没有理想更可笑。

“脑瘫儿惨死”的新闻在网络上发酵了两天,县政府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且迅速罢免了事发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然后,我们知道,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类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人还没有学会把残障人士和未成年人当人看,何况那些残障的未成年人?谁还记得那个走丢的深圳自闭症儿童惨死于托养中心的新闻?谁还记得兰考县七名被烧死的弃儿?在互联网碎片信息的冲击下,我们的记忆已被改造成鱼的记忆,我们的愤怒从来不会过夜。

前两天,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也被火速免职,颇有点就地正法的意思。消息出来后,又有许多人发出大快人心的感叹。可是喜从何来呢?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再次被巧妙地转化为某地某人的具体问题,似乎只要丢弃几颗螺丝钉,机器就能重新恢复运转。难道我们还不明白,谁落马都毫无意义,整片草原都是他们的,这些骑手去哪里都能找到奶和肉。我们需要的是更本质、更持久的问责,我们需要去认识、理解并尝试实现真正的现代文明。

疫情现在仍处于扩散之中,新闻里频频传来各地医院医疗物资告急的消息。我的家乡这次疫情也很严重,已经有专家指出黄冈的疫情可能比武汉更严重,因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是向省会城市高度集中的,地级市里就没有几家像样的医院。这时候我的这些话,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我在朋友圈里已经见到好几个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前线医疗人员渡过难关,其他一切追责都应延后!殊不知,此时不追责,事后还能追得上吗?

我虽然说了很多丧气话,但现在的确不是丧气的时候。现在我甚至认为我们必须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不行,就两代三代四代,但千万不要停下手中的锄头。很显然,我们是无所作为的一代人。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可以多长一点志气,而这种志气是需要我们去培育和影响的,正如我们的父辈造就了胆小如鼠的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我不是乐观,却只是悲观了太久,伏尔泰说得好,“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不想哭。”

我当然不是号召大家去做什么惊人动地的大事,我也断然没有这样的能量,但我相信我们不能放弃现在,因为放弃现在就放弃了未来。我希望大家的愤怒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不要疫情一结束就什么都忘了;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可以老得更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倒向自己的对立面,不要再奢望可以退到不与时代发生关系的书房、家庭或田园中;我希望那些灰心、沮丧甚至已经罹患抑郁症的朋友可以早日恢复健康,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多找找环境和体制的原因,要知道任何个体的痛苦中都有结构性的关键因素;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嘲笑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真的不比你的没有理想更可笑……我希望我的希望终于不再只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