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舆情散记


原稿:赵胡缨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烟花。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2019年,三个历史纪念日引人注目: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五四”运动迎来百年;挟“中华民族”以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产党在大陆主政七十周年;三十年前震撼世界的“六四”事件,其相关历史记忆也成长到了而立之年。

纪念本应带来反思,但此时的大陆舆论,似乎正走向反思的反面:中国左派网民痛骂美剧《切尔诺贝利》,认为这部西方作品聚焦前苏联制度之恶,就是抹黑社会主义国家、黑中国。去年年底,大陆官民冲冠一怒,集体抵制NBA,因为任何外国公众人物只要同情香港示威者,就等于抹黑中国。国内政商高层对中美关系期望极高,但一提香港,都深信那里的运动背后绝对有境外势力、特别是美国人捣鬼。

再看当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发推特,宣扬“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入武汉”的阴谋论;一部分大陆网民发现武汉作家方方写下的封城日记即将在国外出版,就大肆攻击作家,认为她卖国求荣、把攻击中国的口实奉送西方敌对势力。副司长至今没有实证,“键盘侠”没几个读过方方日记,但“境外势力”的狼子野心,他们不仅宛如亲见,而且确信历史悠久、昭然若揭。

本文无意探究所谓的“西方阴谋”,却想从一个八零后知识分子的私人体验和观察出发,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切入,管窥四十年来中国舆论场上阴谋论心态的沉浮。易言之,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字抛砖引玉,邀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今日大陆,到底是怎样的公共历史记忆,才让“辱华”、“抹黑中国”、“境外势力干涉”这套话语如此大行其道?

八十年代:反思与猛醒

探寻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至少需要三重滤镜:社会成员普遍熟悉的某条历史叙述线、共享的相关理性判断、还有潜在的某种情感偏向。比如,我们如果想了解中国社会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记忆,可以先观察大多数人如何叙述毛泽东生平,然后看人们对毛泽东功过的理性评价,再看同一批人在选取事件、做出判断的同时,对这位政治强人怀有什么样的情感。你会发现,人们对历史的情感偏向和理性判断经常不一致,而只有到了情感偏向这一步, “历史记忆”对现实的投射才算基本完成。

之所以强调“共享”二字,是因为只有多数人共享的历史记忆,才能在转折时刻引发一个国家的社会共振。同时,历史记忆充满错漏和偏见,可以被宣传机器、流行文化、纪念活动不断重写,比历史本身更不稳定,却比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都更容易影响民意。

在我的私人生活中,直接影响当下民意的历史记忆,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我父母的童年在“文革”中度过,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们坚信中国历史的救星是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母亲数次提到,1976年,她读初中,在学校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路哭着回家,如丧考妣。“那是我第一次体会无依无靠、看不到出路的心情”,她对我说。

但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样有领袖情结。三十年后,她和同事聊起这件事,同事悄声回忆说,当年学校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自己哭不出来又不敢不哭,只能低头假装抽泣。

无论悲伤是否真实,1976年的中国青少年不断被灌输同一套历史叙事,这套叙事宣称,无产阶级夺权之前,五千年中国历史都是没有出路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之外,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马克思这么论证过,新中国也这么实践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1976年,北京的一所学校的女体操运动员在训练。摄:Max Desfor/AP/达志影像

文革后期,这套历史叙事已逐渐失效。比我父母年长几岁的“知识青年”,在六十年代末被三番五次戏耍、折腾、伤害:他们先是满怀豪情地做中央权力斗争和诗人政治的枪手,加入狂信、颠覆和残杀的行列,继而被当作不安定因素处理掉,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被输送到广大农村。 “上山下乡”让他们尝遍民间疾苦,却也夺走他们受教育的机会。钝刀切肉一般,一代人的大好青春,在牧场、林间、农田里慢慢被消磨。

1971年,政变失败的林彪乘军机出逃,坠亡于蒙古温都尔汗。置身乡野的青年们辗转了解到这场撼动全国的政治地震,其中稍有政治敏感者,都不免感受到政治运动的表里不一。1974年,在毛泽东直接授意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始,曾经“永远健康”的二号人物林彪,遭到宣传机器和“群众运动”的集体鞭尸。

不过,1976年春天,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时候,示威人士的矛头并不明确。这场史称“四五运动”的大反思背后,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其中既有针对“四人帮”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也有直接质疑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四五亲历者陈子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曾回忆说:“一些省部级干部子弟,四五前后已经彻底否定了毛,甚至有人主张用武装的方式推翻现政权”。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塑这段蹂躏全社会十年之久的历史,成为执政党面临的紧迫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文革期间备受折磨的中共元老们通过《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十年浩劫定性为“内乱”。1982年,中央官僚体系大换血正式开始。一方面,文革期间通过造反、结党、打砸抢等手段进入权力中枢的所谓“三种人”被清理;另一方面,对“第三梯队”后备干部的选拔也迅速完成。

文革给中国留下的遗产不止反思一种,这在1981年陈云的《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可见一斑。他将文革中趁乱上台的寒门子弟形容为“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年轻人”,认为这批人得势,乃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痛苦的教训”。不幸的是,元老们眼中的惨痛教训,并不指向一个“任人唯贤”的未来。很多人反而因此更加信任自己的子弟,培养“第三梯队”时也加意提拔“红二代”人才。今天网络上被称作 “赵家人”的那个阶层,基本得益于这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训。

如果说普通青年只是被权力泳池中泼溅出来的血水沾染,那么红二代就是在泳池中垂死挣扎、又不得不一直游下去的人。他们在山野间酝酿的志向和思考,也与普通青年截然不同。对他们中间汲汲于权力的那一群人来说,八十年代既意味着灾难的结束,也开启了重返权力中枢的征程,其痛定思痛的程度,不亚于电影《英雄本色》中周润发在太平山顶含泪发誓:“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随着他们的成长和夺权,文革期间你死我活的狼性,也慢慢注入近四十年来中国官场的血脉。

在普通青年的生命里,八十年代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进入蜜月期。市场经济和思想市场同步放开,青年们开始贪婪阅读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思想精粹,一时间哲学书洛阳纸贵,其中痴迷者,甚至用“爱哲”等词给自己的子女命名。一九八八年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把“黄土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对立起来,不谈无产阶级能否救中国,转而接续“五四”传统,大而化之地反思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引发全民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记忆的情感落点,是自省、忏悔、反思、希望。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枪声,为这一系列情感敲响了丧钟。

重建合法性:民族主义叙事成为主角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在距北京约二十公里的一条铁路线上,民众组成人墙,阻止两个解放军通信营向天安门进发。美国大使馆驻华武官拉里·沃策尔正在北京城西北部调查中国军队的动向,他见证了当年示威者对待“境外势力”的态度:一个解放军军官厉声指控沃策尔窃取军事机密,但当沃策尔向拦住火车的民众寻求帮助时,却遭到了严词拒绝。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可以出现在这里,但美国人不能;我们拦火车理所当然,你们则是在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致命的相遇。他总结道:“不管是天安门上绝食抗议的,还是在郊区拦住军列的中国民众,都首先把自己看作爱国者。他们无论对政府多么不满,还是强烈地认同自己的祖国,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反对外来干涉。”

李洁明看得很准,但他忽视了那个时代中国民众的另一层共识。文革时的“造反派”曾遭受军队的残酷镇压,但在几十年党国不分的历史教育下,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相信 “人民军队为人民”,相信“军民一家”。他们不怕本国的军队,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解放军从来都是“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拒绝帮助美国人的主要原因,恐怕如下:我们做主人的正在管教自己的子弟,你们外人瞎掺和什么?

这份错放的信任之畔,悲剧已经酿成。郊区民众没能拦住行军,与此同时,广场上的青年正在为德、赛二先生招魂。与郊区民众不同,他们普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好感和期待。休息时唱歌,他们既唱崔健的《一无所有》,也唱执政党党史神话中赫赫有名的《团结就是力量》。十年来在中国重获新生的民主思想、和青年们对无产阶级优越性的反思混在一起,鼓舞着示威人士的心,直到坦克隆隆开过木樨地,同为青年的军人们“扬眉剑出鞘”,领命、举枪、杀人。

美国西东大学学者汪铮认为,一九八九年的民意,让执政党意识到无产阶级历史叙事已经破产,直接促成了三年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的铺展。随着民间政治改革的希望被镇压,执政党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中国社会也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作为回应,政府尝试从民族主义中汲取养分、弥合鸿沟。九十年代以降,中国教科书谈及近代史时,无产阶级叙事退居二线,屈辱史叙事一跃成为主流。

1989年5月16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摄:Sadayuki Mikami/AP/达志影像

以左宗棠在历史教科书中形象的变化为例:新中国早期的教材里,这位毛泽东的老乡还只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爪牙;九十年代教科书笔锋突变,转而强调他“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把他塑造成抵御沙俄帝国主义干涉、维护中国统一的汉族英雄。我至今记得教材里的左宗棠像,旁边有他的同僚杨昌濬诗句帮衬:“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从阶级斗争到民族主义叙事的变化,折射出教材编写者试图转移青年视线的居心。同时,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分崩离析,在中国社会引起剧烈的余震。 一整套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的话语,被纳入中国解释苏东剧变的官方叙事,用来制衡对外开放所导致的思想多元化倾向。

一条毛泽东语录颇能写照这套叙事背后的壮胆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定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塌,就这样在官方叙事里变成了西方势力“捣乱”的结果,尽管一系列国内外历史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苏东各国政权在倒台之前早就腐败横行、寡头遍地,很多当政者已成为毛泽东所谓“人民事业”的敌人。

近期,这段毛语录在社交网站上悄然回归。又或许,近四十年来,文革时代的幽灵从未离开过神州大地。

不过我必须承认,新世纪以来,官方制作的流行文化产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失败经验也不是一味回避。2006年的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就是一例。描述苏联兴衰的第九集“风云新途”邀请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历史学者徐天新、郑异凡撰稿,最后五分钟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谈起,探讨贯穿苏联历史的制度弊端,借罗兰之口批判了苏联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封锁”,认为没有实现对外开放,是苏联解体留给中国的大教训。

如今大陆铺天盖地的“民族复兴”叙事,也在这部电视片里初露端倪。“风云新途”末尾展现莫斯科红场上壮观的阅兵场面,主题音乐豪迈而铺张,旁白浑厚的男中音吟诵道:“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同时期的中国,类似论调的羽翼日趋丰满。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党执政理念,以此取代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近一个世纪的 “振兴中华”。如果说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提供了一个无产阶级反客为主的革命叙事, 那么“民族复兴”论调则代表了当代中国宣传机器对这一叙事的颠覆,因为既然谈到“复兴”,新中国与旧中国就不可能对立,汉唐气象、康乾盛世、改革开放,甚至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成就,就必然会被嫁接在一起,通过宣传机器的精心筛选一拥而上,重塑民众的历史记忆。

我还记得小时候追看电视剧《康熙王朝》时的心情。有一段剧情讲康熙皇帝为了收复台湾,派能臣逼着福建沿海民众内迁。民怨沸腾时,官员给不愿拆迁的老百姓下跪,场面悲壮。电视机前,幼小的我对此深以为然,感叹皇上和臣子们用心良苦,恍惚间自己也成了明君圣主,胸怀天下、挥斥方遒,回头再俯瞰芸芸众生,觉得中国人不管不行,尽可成为领导人建功立业路上的代价,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是被管的那一群。

如今回想《康熙王朝》的片尾曲《向天再借五百年》,真是一语成谶。一个君王自认为可以给人间带来“太平美满”,于是就想再统治中国五百年,这不是秦始皇长生不老的疯话吗?近几年官方把河北雄安新区称作“千年大计”,在我看来真是和 “向天再借五百年”异曲同工。

九十年代末,港台影视作品早已进入调侃国史人物的阶段。反观大陆,官方刚刚允许《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这些作品 “小骂大帮忙”,对政治强人、明君贤相的崇拜溢于言表。《雍正王朝》背后,更有知名左派学者何新坐镇,将雍正的刚愎个性解释为改革阵痛期的无奈选择,虽失借古讽今之风骨,却颇有借古喻今的热诚。

与此同时,“南面之学”、“帝王之术”,以及为权臣翻案、用历史教中国人“做人”的思想和书籍,也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读者中流行起来。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胡雪岩,这些曾经被批倒批臭的古人摇身一变,纷纷从建国后的垃圾堆里直起身来,迈入成功学的门槛,化身为中国职场和官场的一代宗师。

现在看来,九十年代人们对旧中国故事的追捧和沉迷,简直是一场全社会心理疗愈的行为艺术。八九之后,主人翁做不成,政府又不允许人民彼此相爱,此时用一点精神胜利法,把自己代入明君贤相、或者至少是权臣奸相的世界,似乎也理所当然了。两年前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偶遇画家刘小东1998年的作品《烧耗子》,看到画中两个油头粉面的青年在河边烧着老鼠放松交谈,皮鞋锃亮、衣服廉价,表情里既无自尊也无同情,刹那间梦回九十年代的历史现场,领会到一代人理想破灭之后的空虚心境。

曾经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执政党,也借复兴论调改头换面,成为中国历史和汉族文明的代言人。当那首《歌唱祖国》响彻北京奥运开幕式现场时,所有强调阶级斗争、敌我观念的歌词统统被裁掉。小女孩的假唱让亿万国人动容, 人们只听到“胜利”、“高山”、“平原”、“黄河长江”等字眼,暂时忘记了那句“军民团结斗志昂扬,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执政党拿出空前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历史记忆深处涌动的民族主义,也借国师张艺谋的手笔,释放出动人心魄的一面。

重建合法性:民族主义叙事成为主角

2015年,一部讲述中国当代史的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在国内外各大平台上线。动画用小白兔形象代指“人畜无害、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白兔的故乡是“种花家”,谐音“中华”。世界其他国家也被安上了小动物的脑袋:美国当然是白头鹰,暱称“鹰酱”;苏联是一头毛熊,操东北口音,苏东剧变后分身成三头熊,分别代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则化身为“棒子”,词源是中国民间对朝鲜族的蔑称“高丽棒子”,形象亦非动物,只是两根需要大国保护的肉棍。

或许因为大连韩国人较多的缘故,两根肉棍说话都有大连腔。

每到片尾,2011年首发的摇滚歌曲《追梦赤子心》就响起来,歌中唱道:“向前跑,迎着冷眼与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和这首歌一样,动画里可爱的动物造型,奠定了报喜不报忧、励志不败兴的叙事基调:你能想像一只卡通小白兔饿死在夹边沟、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在牛棚里被剃阴阳头、在北京木樨地被带着钢盔的其他小白兔枪杀,或者只是静静躺在武汉的居民楼里咳嗽,因为没有呼吸机而在亲人面前死去吗?

这部动画的拥趸,多半出生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近二十年。他们对建国以来的苦难缺乏体会、兴趣很低,反思就更难。每集片尾,主创都会伴着励志的歌声,邀请观众欣赏一些真实的历史照片,体会祖国昔日崛起之不易,现在又是多么的优秀和富强。这无非是经过漫画包装后的“忆苦思甜”,与文革期间的宣传口径没有本质区别。

“种花家”的励志故事,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它旨在用执政党的功劳簿告诉普通人,只要跟我共荣辱,你也可以做到党国不分。在这部动画构建的世界观里,每次针对执政党的所谓“冷眼与嘲笑”,乃至那些为民请命、却质疑到中共合法性的不和谐音,都被看作针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每集结尾,“忆苦思甜”的影像伴随着“向前跑”的激昂音调,把党与人民、屈辱史叙事和每个人的奋斗史混为一谈,润物无声。

看罢“种花家”的叙事,反观“小粉红”和左派人士的二重唱,他们眼中“冷眼与嘲笑”者的轮廓变得清晰:美剧《切尔诺贝利》是冷眼,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制度之恶,却没有歌颂社会主义国家举国体制的优越性;NBA是冷眼,因为篮球联盟管理层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那样打压组织内部支持香港的声音,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武汉作家方方的疫区日记虽然本身不是嘲笑,但作家竟允许西方人把它译成外文出版,这就相当于给西方反华势力提供了嘲笑中国的资本。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战狼警告”不在意真相,只在意外国人的“冷眼与嘲笑”。真相可以被遗忘,“冒犯”党国的言行则必须铭刻肺腑、不可轻易原谅。

我读大学时,书店里曾经出现一本《中国不高兴》,作者是一群强调对抗思维、以理工科背景为傲的评论家。他们指斥文革后的反思传统为“文艺腔”,嘲笑人文学者的“终极关怀”,对所谓的西方文化和金融霸权大加挞伐,哀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只生产背心裤衩,呼吁政府大力支持包括军工在内的重工业的发展。他们淡化前三十年的伤痛,假装伤口已经愈合,转而强调奋斗史、屈辱史在当下的延续性,认为中国面对的世界依然群狼环伺,只有重整军备、敢于亮剑,才是跻身世界一流大国的唯一道路。

那时的我深信这个国家的思想市场足够宽广,容得下左右互搏,辨得出是非真假。但现在看来,“左右互搏”的空间,还是来源于奥运会后相对开放的政治气氛。2009年的中国政府正在对外宣扬“和平崛起”理论,后来又改成语气更温和的“和平发展”。反驳《中国不高兴》的论者都自信满满地说,渗透全书的“敌我意识”是在给政府帮倒忙。同时,我正频繁参加一个文史哲主题的读书会,会上最强调同情心和个人尊严的朋友们,几乎都读理工科。

不幸的是,淡化民族情绪、推动民主改革的声音,近十年来越来越边缘;与此同时,关于屈辱、仇恨、对抗的历史记忆则不断被放大,在当下中国如雷贯耳,震得万马齐喑。如今, “中国不高兴”的粗糙论调日趋精细化,在所谓的“中国学派”和少壮派外交官中间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20年3月10日北京,大街上的大屏幕播放新闻,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武汉。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据路透社报导,二零一九年,主席习近平曾在备忘录中直接授意外交官们拿出“战斗精神”来。去年八月,以发表好斗言论闻名的赵立坚从巴基斯坦调回北京时,一群年轻同事在外交部门口热烈欢迎他。《环球时报》英文版更在今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社论,称 “过去三十年中国坚持的‘韬光养晦’原则与‘战狼’外交并不矛盾,后者只是没那么谨小慎微罢了”;又说,“中国处于从属地位的日子已成往事……西方所看到的‘战狼’外交,其实是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当西方无力维护自身利益之时,就只能诉诸一种歇斯底里的流氓外交,以保全他们正在丧失的尊严”。

这套论述完全用中国传统的面子思维和文革以来的敌我意识理解对手,向民间汹涌的排外情绪伸出橄榄枝。它清楚地表明,“战狼”和“小白兔”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民族主义叙事癌变后充溢中国舆论胸腔的毒瘤。两个形象如此激昂、如此简明扼要,以至于愤怒的国民们每天起床入睡,都误以为胸口充实、头脑丰满。 真理是笔直的,狂信和愤怒也是笔直的。官方民间悠悠之口每天喷出狂信和愤怒,却以为自己说出的是字字珠玑的真理。

武汉封城后最初十天,中国舆论场短暂开放,客观公正的追责报导层出不穷。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晚,“我要言论自由”的话题曾在微博上昙花一现,民间要求问责的声音前仆后继,纪念李医生的活动、艾芬医生的访谈,野火般在网上流传。随着民怨四起,今年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发的内部文件警告说:“各级要充分认清‘信息疫情’比‘病毒疫情’危害更大……对敌对势力的攻击抹黑和不实信息坚决批驳和抵制”。

从这份文件来看,就连本该保持清醒的中央政治中枢,似乎也在试图把自己的错误,装点成他人的“冷眼与嘲笑”。

那段时间我夜不能寐,祈祷这次悲剧中仗义执言的人士,不会像2003年非典时期的发声者那样被迅速遗忘。封城十天未满,陈秋实消失了,两周之后,李文亮医生死了。

还好李医生的微博账号仍在,像一盏孤灯。微博下的留言板,成了普通中国人的哭墙和树洞,留言数量近百万,至今还在增长。人们纪念他临终前那句“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连早安晚安、恋爱分手、结婚离婚、失业破产,都忍不住要跟李医生讲讲。被中国政府点名批评的《纽约时报》四月十三日发文记录这段正在发生的动人历史,提醒整个世界,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人记得这位吹哨人,珍惜他所拥抱的言论自由。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重塑历史记忆的运动已经开始。一百年来的屈辱史话语、七十年来的举国体制、三十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八年来的领袖权威,在李医生死后快速集结,民间追责的声音,渐渐被抗议西方抹黑中国的吼声淹没。挟“中华民族”以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执政党,正在把抗疫经验转变为制度自信的新论据,极力淡化疫情早期的刻意隐瞒、举棋不定、敷衍塞责。

四月四日清明,政府号召全社会集体哀悼这场国难。在这场官方搭台的精神净化运动之前,李文亮和其他十三位抗疫牺牲者刚刚被评为烈士,曾经参与训诫李医生的两名警察也受到警告处分。那天上午十点,我如鲠在喉,因为我知道,作为政府公关的追责行动已经结束,官方再不会让步,更不会向公民道歉。举国哀悼的仪式,或许就是选择性失忆的开始。

一切灾难都有结束的那一天,能看到这篇文字的读者,都是这次灾难的幸存者。幸存者要前行,学会忘记是一堂必修课。全民哀悼给了每个人告别过去、轻装上阵的机会,而政府最希望民众甩掉的包袱,就是追责的包袱,是它自己的恶行和失误。

当下美国疫情糟烂不可收拾,各地历史学会和档案馆纷纷发起故事征集活动,号召普通人把这段时间的经历用文字、视频、图片等形式记录下来,为后世存照。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档案机构发起了类似的征集活动,但我确信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重塑历史记忆的新节点,同时想起刘震云母亲回忆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时说的话:那些苦哈哈的日子,不提也罢。

我同情苦难的亲历者,理解有人不愿追责、不愿回头看的心情。但舆论场上层出不穷的“战狼警告”,让我担心这段历史,会像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样,在大陆只留下一种公开的声音。我同意一个武汉人的评论:除了方方日记之外,武汉还有太多亲历者的故事需要被铭记;但我坚持认为,作为武汉人一手资料的方方日记,尤其是官方刻意淡化的那部分,和任何人的经历一样,值得向全世界公开。

为什么要公开?正是因为自信、自尊和自爱。中国如果真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就不能只扩大影响力,却对制度问题和相应的责任避而不谈。这群好不容易站在世界舞台聚光灯下的国民,不应该死死地把国家荣辱和执政党的荣辱绑在一起。他们急需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开放心态,急需“健康社会”必备的自嘲精神、反思精神。在更多人选择闭目塞听的当下,他们需要用行动向世界宣告:中国政府也会犯错,但中国人民并不色厉内荏。